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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陪审制撑起法官的“保护伞”

2017-09-29 11:04:15 查看(1)评论(0)

摘要
通过马彩云法官被害案,可以看出我国民众缺乏法律常识并且司法面临信任危机,体现在:法官由于职权被侵害不是个案,而且近几年有上升态势。法官不仅受到当事人的侵害,在舆论中,也因为职业原因受到一部分社会公众的诋毁。社会公众缺乏法律常识以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仰缺失使法官面临侵害当务之急要对社会公众的法律常识教育进行推进以及提高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对症”与这两个问题,引入陪审制度就成为化解危机的对症之药。陪审制度的权威性不仅得到历史实践的证明,而且具有充分的法哲学理论基础。并且陪审制度在我国有历史基础,具有可行性与必要实施性。在当下中国,陪审制度有利于化解司法危机,建设和谐司法关系。

关键词:马彩云案;法律常识;司法公信力;陪审制度

 

引言

法官作为一个法律的守护者,是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人民的爱戴。但是,随着近些年法官由于职务被侵害的案件的增多,让我们开始思考法官因职权被侵害的原因所在。本篇文章笔者以马彩云法官被害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官因职权受到的侵害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法律常识的缺失以及对司法缺乏信任,并提出我国可通过对陪审制度的落实来解决上述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为法官撑起制度的“保护伞”以避免此类案件发生。通过对陪审制度的全面考察,笔者从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分类,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进行详细论述,为我国现阶段的陪审制度出路选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一、案件始末及反映的问题

(一)基本案情
马彩云1978年2月出生,北京昌平人,2001年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回龙观法庭工作。2007年3月任助理审判员,2009年12月任审判员。
2016年2月26日晚21时30分左右,两名歹徒手持钢珠枪闯入马彩云家中行凶,马彩云身中两枪,在被紧急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伙同他人开枪杀害马彩云的凶手李大山,因为一起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案件成了马法官的当事人。据公开资料显示,2003 年,李大山与回龙观地区的一位聂姓女子再婚后,出资在女方的宅基地上盖了房子。当李大山在 10 年后提出离婚时,法官未对那些权属比较复杂的房屋进行分割。后来,李大山将聂某及其子诉至法院,主张部分房屋的使用权。主审这起案件的法官,正是马彩云。在审理案件时,马彩云不仅做了实地调查,而且做了大量调解工作,作出判决:对房屋进行评估后,将房屋判给聂某,让聂某对李大山予以经济补偿。至于李大山主张的 60 万元建房款,则因为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而未能获得法律支持。凶手在作案之后自杀,其作案动机已然成谜,不过根据案件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来看,马彩云的判决结果无疑是让李大山作案的最大原因。
(二)案件引发的舆论
随着案件在媒体中的曝光,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公众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中,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群情激昂、对事实真相的漠视、甚至对凶手的行为喝彩的现象或态势。
新浪新闻中心2月28日07:40发布的《北京昌平女法官遭枪击殉职曾多次立三等功》一文,评论参与人数达41840。其中,评论热度最高的两条都是质疑案件发生的原因,其他评论大多在谴责暴行、同情受害者或者关注公检法司群体。如果说,第一次舆论高潮中公众的反应尚趋于理性,虽有质疑的声音,但更多的人谴责暴行、对遇难法官表示同情,而第二次舆论高潮的态度却有了让人惊讶的转变。2月29日,很多媒体转载了中国青年网的一篇追踪马彩云守基层多年的生前事迹。以今日头条APP为例,2月29日:440推送了一则《遭枪杀女法官马彩云:曾是文科状元守基层15年》的文章,近7000人参与的评论中,热度排名前五条的全部是负面的、质疑的、甚至为枪杀行为喝彩叫好的,前十条中只有一条在谴责暴行。网名“国富民强001”的评论“法官,百姓切实的感受是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暴力犯罪或是为民除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竟有3988个点赞。2月29日11时,新浪新闻中心转载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高法官员系黑领带哀悼被枪杀法官》,超过1.3万人参与评论;3月l日,《最高法:北京遭枪杀法官马彩云被追记一等功》的文章,6000多人参与评论。[ 李叶,昆关海宁,刘欢.社会突发事件的公众舆论反应及对新闻媒体的警示——以北京女法官马彩云遭枪击身亡为例[J].采写编,2016(3):43-44]这些评论当中,不少人表达了向遇难法官致敬之情、对暴力行为予以谴责,但热度排名靠前的几乎都是质疑的,理性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
(三)案件引发的思考
首先马彩云案的加害人对审判结果不服是引发该案件的主要原因,此类似案件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有发生[ 2015 年 2 月 12 日,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法官杨新辉被当事人打成重伤。2010 年6月1日,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当事人朱军枪杀 3 名法官后自杀。2007 年 1 月 16 日,山东齐河县法院法官史现平被当事人路新江行刺身亡。2004 年 5 月 12 日,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法院,刑事案件被告人赵湘阳因对判决不满,迁怒法官蒋庆将其刺死。]——2015年9月9日上午,犯罪嫌疑人胡庆刚因不服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在收到判决书时,突然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刺向法官,致使4名法官受伤。经过笔者深入思考,嫌疑人将矛头直指法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我国法官思维和当事人思维存在偏差,对于“真相”的理解不同,往往导致案件当事人对于判决结果的不能理解,不服判决;二是案件当事人缺乏对法院以及法官的信任,在收到对自己不利的判决时,容易对法官的审判产生怀疑,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对法官产生怨恨。
其次,案件投入社会在公众中击起了巨大的“波浪”,在这些舆论从刚开始的为马彩云法官感到惋惜转变为后来的恶言相向占上风,这一结果给我国的司法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不禁感叹道司法权威何在?抛开法学背景,作为一个普通人,用常识理解马彩云被杀案,正常思路应该是杀人者触犯了我们国家的法律: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通过剥夺他人生命来进行正义救济,因为我们已经把这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司法机关。而此次案件的舆论正反映出我们国家公众中存在一部分人严重缺乏对这种法律意识,另外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缺乏对司法的最基本的尊重和信任,对于一个法官由于职务被害而引来了大量网友对于法官本身职业能力的怀疑,以及对于法官审判权行使的是否公正的怀疑,荒诞离奇。
总之,通过对案件始末以及周边的追踪思考,可以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问题一:案件本身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公众常识与法官专业思维的脱节,而怎样将公众的想法与法官的思维连接起来便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问题二:舆论反映出我国民众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以及对于司法不信任,怎样对我国公民进行普法教育以及提高我国的公众的法律信仰也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症下药”:案件反映问题的分析

(一)“对症一”——公众与法官思维的分歧
公众思维与法官思维的正面交锋往往跟审判活动密切相关。首先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站在法治河流的源头,[ 江平接受采访所言,《四川法制报》2014年8月7日第1版]是维系国家法治的特殊群体,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发挥着核心作用,而任何审判活动都必定牵扯到普通公众,这时法官与公众思维产生交汇,在交汇过程中往往因为公众缺乏法律常识而产生分歧。如马彩云法官被害案中的嫌疑人就存在“事实真实≠法律真实”这一法律常识缺失的问题,对于自己的主张没有达到法官的支持并不认为是由于自己没有证据证明,而归结到受到法官不公正待遇,这体现出当事人法律常识缺失。对于有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应该被我们每一个人所熟记,然而可惜的是,在我们大众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缺乏这种常识的人,这导致民众对法官不理解,法官也不知怎样解释清楚,直接导致了当事人将矛头直接指向案件法官,造成法官由于职业因素权利受到侵害。
(二)“对症二”司法公信力不高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对公众所产生的心理反映,民众通过司法活动获得了对司法的经验和感知,而这一经验和感知在一次次地司法活动中得到积累和确认,进而对司法活动产生心理评价,当司法行为符合大众的预期时,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信任,反之,人们则会对司法行为充满怀疑。因此,司法公信力既是“司法与公众之间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 关玫.司法公信力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42 ]也是“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和以及在该制度下的法官履行其审判职责的信心与信任程度”。[ 毕玉谦.司法公信力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 3 ]在我国,司法公信力面临挑战,这其中包含多方面因素,其中有法官自身素质有限,司法不独立,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等原因。
然而在马彩云案件舆论中所体现出的司法公信力面临挑战的主要原因是民众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卢梭曾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7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1]如果法律不被信仰,那么制定的再好的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很难转化成一种民族传统和精神,难以完成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而我国也正是存在这种缺乏民族传统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学说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之深远,我们民众更愿意去用道德去约束行为,在道德上去剖析法律案件,而没有真正客观的用法律不受干扰的做出判断,因此许多借鉴的国外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果,这些法律在我国的“水土不服”又导致了我国民众对于法律缺乏信任。
(三)“下药”——让公众参与审判
针对上面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民众的普法问题和司法公信力中的法律信仰问题较好的解决的有一项制度可以考虑,即人民陪审制度。
根据我国的现状,如今我国法官自身素质还有待提高,民众整体法律素质不是短期内可以迅速提高的,鉴于此,我们不能说更换一套制度,也不现实。但是就像我们没有能力立马做出一件新衣穿上,但是在有破洞的地方打上补丁还是有能力的。考虑到前面两个因素,根据现在暴露出的法官由于职业因素安全受到威胁等问题,笔者认为将我国审判权进行让渡——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将我国的陪审员制度进行改造——实权化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符合我国的司法改革所倡导的方向。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我国推行人民陪审员实权的时机还不成熟,一方面增加了司法的成本,另一方面我国国民素质还达不到。就笔者来看,就我国现在司法来看,有些太强调效率(一系列简化程序的措施在司法改革中被提出速裁程序;繁简分流等),当效率与公平冲突时,我们是否应适当降低效率,注重公平;对于国民素质来说,笔者认为良好的陪审制是让民众学习法律知识,提高素质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审判也正需要法律以外的最普通的社会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常识判断来协助法官做出最符合民众正义观的判决,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陪审制度在我国的落实

(一)陪审制度分类
1、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是典型的陪审制,其特点是把审判权全部让渡给人们。陪审团只负责被告拒不认罪案件的定罪事宜,被告认罪或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不在此列。被告拒不认罪说明控辩双方争议较大,争议较大则裁判风险较大,因为无论作出何种裁判都会导致至少一方的不满,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来自不满方及社会民众对裁判者的种种质疑与评价,使裁判者不仅身心易损,而且还有可能面临承担责任的风险。由陪审团负责争议较大案件的定罪问题,不仅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而且也将法官从职业风险中摆脱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模式虽然有助于法官化解职业风险,但把争议较大案件的定罪权完全交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行使,而普通民众又易于受民族、种族、性别、出身、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责任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说陪审团比职业法官更能作出符合实体公正的裁判,事实证明,很多错案恰恰是由陪审团作出的。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在分析美国错案数量时曾指出: “很多人相信通过 DNA 成功洗冤的 253 人仅是冰山一角,仍在监狱中被错判的人达数千人,还可能达数万人。”[ [美]吉姆.佩特罗,南希佩特罗. 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M〕. 苑宁宁,等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而被发现的错案中,很多就是由陪审团做出的。因此,陪审团制度并非因其完美无缺而被采用,更多的是出于提高裁判公信力,帮助法官化解职业风险的考虑,这方面体现出的陪审团的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2、大陆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大陆法系的陪审制有两种模式,根据法官和审判员在审判案件时的运作方式,可以分为分担式的陪审制和协从式的陪审制两种。
分担式陪审制中裁判权既不是由法官独自行使,也不是由陪审团独自承担定罪事宜,而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组成的审判组织行使,以法国为例,虽然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审理案件,但陪审员在选任上具有普遍民意代表性,在数量上居于绝对多数,在表决上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力和地位。由于陪审员客观上与法官共同分担了裁判权,从而增加了裁决的社会公信度,因此,有助于帮助法官化解职业风险。
协从式的陪审制是指从形式上看,裁判权对民众进行了让渡,但同时又附加了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民众的裁判权难以独自发挥作用,也可以说,民众的裁判权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态度,保留了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性地位。
以韩国例,韩国于2008 年在刑事诉讼中正式实行了陪审团制,“目前,陪审制尚处于试验阶段,试验期大约为5年”。[ 陶建国.浅论韩国陪审制度[J].当代韩国,2010,( 1) : 23-28.]之所以将韩国定为不彻底的“裁判权回归型”,是因为: 从形式上看,韩国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但从职责上看,韩国却又保留了大陆法系参审制的做法,陪审团既参与定罪,也参与量刑; 从评议结果的效力上看,陪审团单独进行评议,法官不能参与表决。如果陪审团不能就被告人是否有罪达成一致意见,则陪审团必须听取参审法官的意见。然后,陪审团单独就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评议,此时只需陪审团达成多数意见即可。如果陪审团决议被告人有罪,则陪审团与法官共同就量刑问题进行讨论并陈述意见。但是,陪审团的评议结果不论是以全体一致还是以过半数的方式产生的,陪审团的评议结论都不能约束法官。也就是说,陪审团做出的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决定对法官只具有劝告效力,法官既可以做出与陪审团意见相同的裁判,也可以做出与陪审团意见全部或部分不同的裁判。但法官做出与陪审团意见不一致的裁判时,必须要向被告人说明理由,并在判决书中叙明理由。不可否认的是,当法官不采纳陪审团意见时,也就意味着法官承担了极大的职业风险。这表明在过渡时期,韩国仅仅把陪审团作为帮助法官化解职业风险的途径之一,并没有弱化法官在整个审判中的实质裁判权,体现了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一种司法理念。
(二)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在我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我国在刚刚成立后,借鉴前苏联的法庭审判方式,对人民陪审员作出了具体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民众心中有历史基础,但是由于其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以致于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我们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一直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其真正作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存废也一直是学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的焦点,形成了三种学说:一是“保留说”,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体现了人民在审判中的“当家作主”,可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所以应当保留。二 是“废除说”,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已走完了它应该走过的历程,它的存在已无实际意义,应当逐步加以取消。三是“改革完善说”,认为应在正视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改革和完善。[ 参阅新浪新闻中心.网址: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212444.html,访问时间:2016-12-2.]笔者认为第三种学说更为合理。相对于直接废除去寻找一个新的制度而言,在现有的制度上进行修改更有可行性,其实施起来也不会有太大副作用,能很好适应。另外,我国正处于司法改革的阶段,学界以及实务界对于人民陪审制度的关注开始转热,2015年4月2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周强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作说明。[ 参见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5-07/06/content_1942854.htm,访问时间:2016-12-2]这里对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试点要求作出了明确说明,我国各试点开始进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无论从时间层面还是从机会层面考虑,现在都是推动人民陪审制度的落实的最好时机。
其次,通过陪审团制度的改革,可以直接解决我们现存的民众普法和司法公信力问题,是极其必要的。
1、提高公众法律常识,陪审制度是国家的普法学校。托克维尔认为陪审制度对于国民的道德素质具有积极意义。[ 王清.司法信任危机的破解之道[J].法治研究,2016(5):56-63]笔者认为司法实践是最有效的普法方式,陪审制度下,在律师的帮助和法官的指点下,陪审员能够更好、更快地了解相关法律。这种“以案说法”式的普法显然要比那种“无的放矢”的方式效果好得多。而且,作为司法审判的衍生品,无需额外支付普法成本;
2、通过公众参与司法审判,让社会大众监督司法,防止司法腐败。这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钟情陪审制度的主要理由。[[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19 ]在陪审制度下,行贿职业法官没有意义,行贿陪审员没有时间和机会。
3、能提高司法公信力。民众真正的参与司法审判,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最好方式,一方面民众在法庭中学习一定的法律知识,基本的法律意识的积累有利于使我国民众尊重法律,让法律在人们心中树立权威;另一方面,在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中,法官自身素质会得到提高,案件审判由于陪审员的参与更容易得到社会大众认可,能够有效的提高司法公信力。
5、人民陪审制度关键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法官将审判权让渡一部分给陪审团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法官职业风险——这也是英美国家陪审团制度的初衷,从根本上降低法官职业带给法官个人的风险。笔者认为落实人民陪审制度是当前针对法官权益被侵害这类问题的最好的选择。

四、我国的人民陪审制的困境及出路

(一)陪审制面临的困境
我国的陪审员制度没有发挥其作用流于形式多年,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对于审判权的监督意识没有觉醒,参与审判的积极性不高。首先审判权归根结底源于民众授予,也可以说,民众将本属于自身的裁判权让渡给了国家,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作为普通民众,一旦授权国家行使裁判权后,一般不会有将裁判权收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如卢梭所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2、我国司法界对于人民陪审制重视不够。在他们看来,个体并不适合成为自己案件的裁决者,基于人性考虑,民众本身对于他人事情缺乏参与热情,因此,国家专门机构来行使裁判权并无不当之处; 其次从能力方面来看,普通民众并不比法官更适合处理疑难案件。[ 尹茂国.裁判权让渡: 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基于刑事法官职业风险化解视角的思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5):90-98
]这才导致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流于形式多年却“无人问津”。
3、人民陪审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及其他配套措施保障完全没有跟上。一直以来我国对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说法模糊,人民陪审员缺乏合理的权力来源,相对比英美法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直接由宪法所规定,我国法律缺乏对人民陪审制的肯定。另一方面在人民陪审员的监督管理以及职权保障方面缺乏相关的制度约束,如对陪审员身份信息保密,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已经选出但故意不履行陪审员义务的公民进行惩罚都缺乏具体实施的准则。
(二)人民陪审制度改革路径选择
要解决上述困境不可能一步完成,“正如一口吃不成大胖子反而可能被撑死”。因此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根据我国陪审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的轻重急缓为我国陪审制度寻找出路,并且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整个司法界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鉴于此,笔者仅通过自己考察到的内容对我国人民陪审制提出解决路径——将我国的人民陪审制改革分为试验期和成熟期,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进行推进。
首先就现在的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的诸多问题来看,其应先解决的问题是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权利来源的法律依据问题。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直接采用立法方式也许并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且我国法律对人民陪审制度的规定多少有些,只是缺乏实践基础,因此当务之急是对于我国实行的人民陪审制试点的重视。
另外,当前我国正处于试验区,首先要做的是对试点的重视。2015年,我国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试点拟选择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10个省(区、市)的各5个法院(含基层人民法院及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随后这些试点开始进行试验,这一阶段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对于试点区密切关注。从制度构建上考虑,试点是我国改革的先行区,试点面临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误区可能在我国其他地方也存在,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必定会为我国后面要进行的整体改革提供经验教训,为我国以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奠定基础;从制度实施方面考虑,这一制度的全面实施离不开我国民众对于该制度的信任,而该信任需要基于对试点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的了解以及试点产生的成果的了解;因此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而言,重视试点是这一时期首要做到的。

结语

我国陪审制度的落实有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法律常识以及司法公信力。作为国家的法律实践教学的免费学校,陪审制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发挥着其价值。我国也有必要将陪审制度进行落实,让其在提高法律公信力和普法教育的同时为我国法官的撑起“保护伞”,使保护法官不因职业原因而受到侵害。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正是我国人民陪审制改革的重要时机。
但是,陪审制改革牵扯方面较广,在我国流于形式的原因较多,改革并非能一蹴而就的完成,需要我们国家全部人民的共同努力。
尽管这一路艰辛而漫长,但只要前进,便总会到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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