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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犯罪记录人的职业禁止

2009-06-17 10:46:13 查看(4138)评论(2)

  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有禁止某些犯罪人担任公职的刑罚(资格刑)。意大利、法国刑法不仅禁止某些犯罪人在自由刑结束后担任公职,而且通过附加刑禁止某些犯罪人在自由刑结束后从事某种非公职性职业。俄罗斯刑法中的职业禁止,也不限于公职,但其职业禁止既可作为主刑,也可作为附加刑。德国刑法也有禁止某些犯罪人担任公职的规定,但在德国刑法里,有关规定既不属于刑罚,也不属于保安处分,而是作为因犯重罪被处1年以上自由刑的强制性的“附随后果”。虽然这种规定不被列入刑罚,但其实和附加刑是极为接近的,可视为附加刑。奥地利刑法也是如此。中国刑法的资格刑即剥夺政治权利,是附加刑,但可以独立适用,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不得担任国家机关的职务。

  以上情况只是简单交代一下,不去多说,因为现在我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作为对犯罪人的刑事处罚的职业禁止,而是对前犯罪人即曾经犯罪但所有刑罚都执行完毕的人(通常所说的“刑满释放人员”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的职业禁止。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朋友代他的一个亲戚向我咨询与此有关的问题。他的那个亲戚曾经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刑满后他到一个城市做保安,做了不久,有人举报他曾经犯罪,公司便把他解雇了,理由是他有前科和隐瞒前科。我看了那个省的保安服务管理办法,它没有禁止有前科者从业,但明确要求保安人员应有“良好品行”。我对朋友说,别较这个真了,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有前科者从事保安工作,但隐瞒前科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有“良好品行”。但他反问我,不隐瞒前科能找到像样的工作吗?我也反问,什么是像样的工作?我举例说,我们楼下院外的那个摆摊修理自行车的师傅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他不是干得挺好吗?我这些恶心的大道理让那位朋友很生气,也很无奈。

  前犯罪人和普通人在求职就业权利方面是一样的吗?如果在大街上随机询问路人,我估计不少人会回答:曾经犯罪的人在刑罚结束后应当和普通人有一样的、平等的权利。这样的情形不出乎意料,因为不论是人权理念,还是关于罪犯改造政策,都教育人们要善待或者平等对待曾经是罪犯但现在已经不是罪犯的人。但是,如果换一个问题:你愿意和一个曾经犯罪的人在一起工作吗?不用估计也会知道,回答多数是:不。如果再换一个问题,向各部门、单位企业的负责人或者人事主管提问:你们愿意招聘一个有前科的人吗?回答一定几乎都是:不!而且还会有不少人拿出小本子来向你宣读某部法律的某项条款,以此证明是法律给予他们说“不”的权力。

  有这样的法律?当然有。不仅中国有,许多国家都有,也许所有国家都有。犯罪的代价实在是很大的,可能失去性命,可能被剥夺自由,可能妻离子散,而丢掉工作更是一种普遍的可能。犯罪人不仅可能在受刑罚期间无法继续从事其职业,而且在刑罚结束后,还会面临不能从事某种职业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不单是来自于人们在思想上对有前科者的歧视,也来自于国家的职业资格法对有前科者的排斥。

  我所谓的职业资格法,是指关于职业资格的法律和有关法律中关于职业资格的条款。职业资格法的职业禁止,通常是在职业资格法中以规定职业消极资格的方式禁止前犯罪人从事某职业。

  首先是禁止前犯罪人取得公职。此种禁止,通常不问前犯罪人以前是否担任公职,所犯何罪,犯罪是否属于滥用职务或利用职务之方便。可以说,此种禁止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公职的严肃性。担任公职,履行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公众服务,理应有较好品行。让有前犯罪人充任公职,可能引起公众对国家机关的不信任。而且,普通人获得公职已属不易,前犯罪人当然也就无法被考虑。但是,犯罪毕竟是在过去,曾经犯罪的人难道就不会重新有良好的品行?更何况某些前犯罪人主观上并不“坏”。说到底,禁止前犯罪人担任公职是基于对他们人格的不信任。对没有担任过公职的前犯罪人来说,不能取得公职并没有失去什么,至多感觉到不受信任的委屈,而对曾经担任公职的前犯罪人来说,不能重新获得公职,不啻于受到另一种惩罚。从实际效果看,此种惩罚和资格刑的公职禁止是一样的,只是说起来不叫刑罚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国家也确实难以用公职给予前犯罪人证明自己也有良好品行的机会。总的来看,禁止前犯罪人在刑罚结束后取得公职,社会是认可的。

  第二类职业禁止适用于准公职职业,例如律师、教师、医生。这些职业或维护正义,或教书育人,或救死扶伤,事关公民基本权利,且其兴旺发达必须建筑在公信基础之上,因而执业者也需有良好品行。这些职业在一些国家也被纳入广义的公职之中,至少是其中领取国家工资的那部分人被归入公职人员。各国各法对准公职职业的禁止宽严不一。一是表现在把哪些职业纳入禁止范围方面。有些职业,有的国家通过立法加以规范,而在有的国家行业自律即可。二是表现在是否考察前犯罪人所犯之罪与其职业的关系。有的职业资格法只是禁止曾经利用该职业进行犯罪的人重操旧业。这既有个别预防之意,也有维护职业声誉之意。而有的职业资格法则拒绝所有前犯罪人,不论他以前做什么,犯罪与其职业是否有关。例如,犯重婚罪的医学院教授在刑满后,既不能在再当教师,也不能到医院当医生,尽管他重婚与教师和医生的职业都无关。三是表现在是否考虑犯罪的性质和刑罚的性质。例如,是否区分特殊犯罪和一般犯罪,是否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是否区分缓刑与否。另外,各个职业对前犯罪人的禁止也宽严不一。有的职业非常严格,例如终身禁止,有的职业比较宽松,有期限禁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是由于立法者考虑到各种职业的特点而区别对待,或者是由于部门立法,缺少通盘考虑。

  第三类职业禁止存在于一些特殊职业——大多是经济领域的职业如银行、证券业。这类职业禁止一般都针对产生于职业内部并曾利用其职业进行犯罪的人。

  在中国,已经颁布的有关职业资格的法律都有禁止前犯罪人终身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从事该职业的规定。《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警察法》分别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或者检察官或者警察。《律师法》稍微宽松一点,“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律师,但过失犯罪的除外。《教师法》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这项规定在文字上不够讲究,“受到”不行,“受过”行不行?《会计师法》规定“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不予注册。《医师法》规定“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不予注册。《会计师法》和《医师法》的禁止都是有期限的。最近通过的《公务员法》和《公证法》也排除了前犯罪人任职的可能。《公务员法》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公证法》规定“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公证员。

  总的看,《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警察法》规定最为严厉,不分犯罪性质,也没有期限。《公证法》和《律师法》次之。《律师法》对过失犯罪网开一面。这比日本律师法宽松。日本律师法没有排除过失犯罪。《公证法》对一般过失犯罪也是网开一面,但职务过失犯罪除外。《教师法》又次之,但强调了“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任职禁止。《会计师法》和《医师法》的禁止是有期限的,而《医师法》最为宽松。

  还有一些法律也有职业禁止的规定,但其禁止的前提是曾经违反该法律,至于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则没有明确规定。例如,《证券法》规定“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招聘为证券交易所的从业人员。”《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违反本法规定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还有法律对某些前犯罪人实行了“职务”禁止。例如《公司法》规定“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人,“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

  另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可能构成犯罪),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驾驶机动车的人,而非专门针对职业司机,因而不属于对前犯罪人的职业禁止,但其作用对专业司机而言无疑是剥夺其以后以驾驶机动车为业的权利。

  再看台湾地区的情况。《公务人员任用法》关于消极资格的规定有几项都是针对前犯罪人的:“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曾犯内乱罪、外患罪,经判刑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者;曾服公务有贪污行为,经判刑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者;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毕者。但受缓刑宣告者,不在此限。”这个规定对内乱罪、外患罪和贪污罪特别强调,即使未经判刑确定抑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都不能当公务员。《律师法》规定“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确定,并依其罪名足认其已丧失执行律师之信誉,经律师惩戒委员会惩戒除名者”不得充律师,但受缓刑之宣告,缓刑期满而未经撤销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此规定与中国大陆有关规定相比,宽在对罪行的考虑和依据律师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以及排除对缓刑者的限制。这个差异我以为应与海峡两岸对律师的定位不同有关。《教师法》规定,“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决确定,未获宣告缓刑者”和“曾服公务,因贪污渎职经判刑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者” 不得聘任为教师,已聘任者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续聘。《会计师法》规定前犯罪人如果是“背叛中华民国经判决确定者”或者“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不得充会计师;其已充会计师者,撤销其会计师证书。这个规定比大陆会计师法严格,禁止是终身的。《医师法》对前犯罪人不是一概排斥,仅仅规定“触犯毒品罪经判刑确定”的前犯罪人不得充医师;其已充医师者,撤销其医师证书。台湾还有一个《心理师法》,它对前犯罪人执业的禁止限于“因业务上有关之故意犯罪行为,经有罪判决确定者”。

  台湾还有一项大陆所没有的职业禁止,即我曾在思想帝国转贴介绍的“终身禁止重大犯罪及性犯罪受刑人驾驶出租车”。台湾《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曾犯故意杀人、抢劫、抢夺、强盗、恐吓取财、掳人勒赎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二十九条妨害性自主之罪,经判决罪刑确定者,不准办理营业小客车驾驶人执业登记。”这个规定在台湾引起争议。针对异议,司法院大法官作出解释:此规定乃“基于营业小客车营运及其驾驶人工作之特性,就驾驶人个人应具备之主观条件,对人民职业选择自由所为之限制,旨在保障乘客之安全,确保社会之治安,及增进营业小客车之职业信赖”,“相关机关审酌曾犯上述之罪者,其累再犯比率偏高,及其对乘客安全可能之威胁,衡量乘客生命、身体安全等重要公益之维护,与人民选择职业应具备主观条件之限制,而就其选择职业之自由为合理之不同规定,与宪法第七条之平等原则,亦属无违。”但是,大法官的解释并平息异议。许玉秀等继而指出:曾经实施重大犯罪的人,并不都和驾驶出租车有关系,他们不必然特别喜欢利用出租车犯罪,因而用禁止他们从事出租车行业的方法防止他们重新犯罪是文不对题的。比出租车司机与乘客更接近而相处于隐密封闭空间的例子所在多有,例如从事按摩或美容职业之人与顾客的相处关系,难道这样的业务执行关系,都可以让立法者理所当然地将有特定犯罪前科之人,拟制为终身可能利用这些职业侵害顾客的人?如果认为有重大犯罪前科的人,只是不适合担任出租车司机,而适合担任其它职业,则不但毫无根据,且自相矛盾。许玉秀等提出,如果是规定有期限的禁止执业规定,遇有定期申请重新获得执业许可的情形,依个别诊断结果,作成禁止执业的决定,虽然也可能发生实质上终身禁止执业的效果,但不涉及对个人人格完整性与人格重建可能性的否定,还是可以的。我认为许玉秀等人的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惟有一点,我认为,即使是有期限的禁止,也只应适用于当初是利用出租汽车司机的职业方便而实施重大犯罪和性犯罪的人。

  前述我国法律对前犯罪人的职业禁止,应当说不无道理。主要的问题是一些法律没有区分犯罪的性质,禁止面过宽。还可看到,对前犯罪人的职业禁止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例如保安,人们也要求禁止前犯罪人从事。但是,国家在规定对前犯罪人的职业禁止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在前犯罪人的就业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政策和措施呢?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防止前犯罪人重新犯罪必不可少的。如果每一个行业都效仿公职,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甚至在法律之外自行设置门槛,拒前犯罪人于门外,前犯罪人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而重新犯罪的可能就会越来越大。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么多的没有犯罪的人下岗失业的情况下,对政府给予过高的期望也不现实。

  这真是一个难题。我原本想多议论几句,但因左右为难而作罢。最后引一篇报道作为结束。

  《北京青年报》2005年6月7日有篇报道《他为刑满释放人员搭建就业平台》(作者刘晓玲),讲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帮助其他“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故事。潘锐,1973年生于吉林省。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报考了中国警官大学。但因为成绩没有达到分数线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到北京,自费上了一所民办大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999年6月,他承接了一起跨国债务纠纷的案子,他要出国去办案。出国之前,朋友们给他饯行。他们从中午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深夜。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们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晕晕乎乎。他跟律师事务所的头儿上了车。可头儿喝得烂醉,已经完全不能开车了。于是他自己坐到了驾驶员的座位上。车子启动之后,潘锐感觉到自己有点飘,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赶上当天某大学的宿舍楼起火,附近的路都实行了交通管制。潘锐逆行,连撞了两辆“小面”,车都没有停下。最后他的车撞在了交警停在路边的清障车上,才被迫停下。在看守所,警察告诉他,被他撞倒的行人抢救无效而死亡。法院依法判处潘锐有期徒刑3年,同时赔偿被害人的各种损失13万多元。2002年2月,潘锐刑满释放。在朋友的召唤下,他再次来到北京。到京之后,潘锐便开始找工作。北京大大小小的各个季节的招聘会,他无一场落下。但没有一家单位愿意用他。因为他在填个人简历的时候,没有隐瞒入狱的那段经历。好不容易有一家单位看中了他的条件,见他“前科”经历,有点不信,便打电话确认,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杳无音讯。于是他想,像他这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找工作都这样难,那些没有文化又有“前科”的人,又会怎样的艰难?而在狱中那些曾经跟他同舍服刑的“二进宫”甚至“六进宫”的人,与他诉说出狱后的冷遇,此时唤起了他内心的共鸣。而这些人如果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下去,他们将会给社会带来些什么?2004年4月,潘锐在北京市大兴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爱心导航文化交流中心”。中心的帮助对象是:在押和在教的人员;已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有刑事犯罪记录的精神病患者和吸毒人员及其他弱势群体。爱心导航成立一年多来,有文字记录的数字统计:接听热线平均每天达到20次左右,至今约有5000次;帮助有前科记录的70多人;安置就业15人;制止犯罪12起;此外还走进监狱劳教所,对服刑人员开展专题讲座。

  这个故事是感人的。但这只是一个不具普遍意义的个例。而且据报道,潘锐的中心,由于经费不足,已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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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引用 删除   /   2014-05-12 19:22:21
是啊,年少无耻犯的错,社会就不给机会吗?家里如果不富裕就只能进厂打打小工?国企,事业单位,为何就拒绝,为何不犯罪就直接枪毙,只会让犯过罪的人对社会更加憎恨,社会只会往后退。希望能平等看待或者给个机会
引用 删除 中律网友   /   2013-10-05 19:13:07
要像你这么说的话, 那国家岂不是把我们这些有前科,又有一心向上的人往绝路上逼? 这样的法律有意思么?  这样的法律对人有促进改造的动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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